在内忧与外患交织的复杂背景下，如何理性评价太平天国这一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？
1858年盛夏，天津海河码头上熙熙攘攘，挑夫抱怨着新涨的关税。“一箱茶叶又多收了三钱银子，”他嘟囔，“谁吃得消？”涨税是为了偿付《天津条约》里的赔款，这笔账终究落在了普通百姓头上。银根紧，米价高，天灾与瘟疫夹击，江南到岭南的佃农纷纷出走。
外患带来的经济窘境很快转化为内里的闷雷。失地农民、破产手工业者和被压榨的小商贩，选择离乡，寻找生路。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多地汇向广东花县一个名叫洪秀全的塾师。洪秀全1814年生，连考四次科举皆铩羽而归，却因读到《劝世良言》，自认得“天命”，在乡间秘密传教，组织“拜上帝会”，燃起了另一次对旧秩序的挑战。
1851年正月初一，金田村爆发起义的号角。数千人披红戴花，高喊“天兄下凡”的口号，冲破官军围堵。两年后，农民军已渡长江，占领江南要害，改元“太平天国”。洪秀全自称天王，向四方颁布《天朝田亩制度》，宣称“凡中国之田，归万姓皆均”，意在打碎族、族、富绅对土地的垄断。消息传到各省，“连年完粮的我们倒也活不下去了。”山东逃荒汉子王老栓拍着大腿对同伴嚷道，“干脆跟他们去碰碰运气！”
太平军的制度革新中，禁烟条款最引人注目。天王敕令境内“抽大烟者斩”，贩卖者更是“斩立决”，苏州、安庆城头常挂白旗，上书“禁烟”二字。与之相对应的是北京朝廷的默许——自1843年开埠以来，洋烟每年堂而皇之地运进上海关，缴完厘金便可沿长江北上，利润惊人。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直接触痛了英国商人的荷包。
有人把目光投向这支新兴政权。1855年秋，英国代理驻汉口领事巴夏礼在给外务部的密函里写道：“洪自称天王，日常极少露面，宫中规矩仿自中文古礼，却混杂奇特的西式宗教仪轨；其人言行悖常，然麾下众多，纪律严整，几无人酗酒吸烟。”他在信尾提醒：如果这股势力控制长江航道，英国贸易将会窒息。
外商们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集会。一名洋行大班压低声音对同僚说：“若真让那伙人得势，我们烟土往哪儿卖？”另一位答：“不如同朝廷做个交易，扶他一把，咱们的船才能照旧通行。”几句商谈，道破了日后干预的雏形。
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，英法联军在北方告捷，迅速腾出兵力南下。与湘军主将曾国藩的“洋枪队”协同，英国舰船溯江而上。在皖、赣交界的三河镇，身披红蓝军服的英兵试炮，铁壳炮弹在稻田间轰出泥水柱。安庆、九江相继失守，太平军的防线被撕开缺口。洪秀全困守天京，终在1864年病亡，城破火起，血流遍地，历时14年的巨变就此落幕。
战事平息后，清廷表面重拾控制，但朝中账本依旧赤字累累。赎城银两、借款利息、外籍军饷，占了岁入的大头；对地方团练的倚重，则埋下了权力分散的种子。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地方重臣势力坐大，新的政治格局正在成形。禁烟旧令烟消云散，鸦片贸易反而更加畅通，江南织布局却在蒸汽机轰响中艰难起步，显示王朝补漏式自强的局限。
回望太平天国，人们既看到农民对土地的渴望，也看到他们在国际商道面前几乎没有议价权。禁烟初衷是护生计，却无意间碰撞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命脉；起义者刀枪和长矛对上洋枪洋炮，最终寡不敌众。迄今留存的英国档案、福建与江苏的乡志以及湘军奏折各执一隅，拼凑出一幅斑驳却真切的画面：这是一次缘起苦难、被外力左右、止于血火的农民试验。若说它动摇了王朝根基，不如说提前揭开了传统治理的裂缝，提醒世人：在风雨飘摇的全球化门口，闭关亦非良策，妥协亦非长策，制度与民生的补课，一日不能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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